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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我们似乎又不能完全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通过引述并检证他人的学术观点，可以使自己在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取得更高的突破。

[19]上述讲话可被视为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执法检查活动向执政党政策靠拢的一种表现。[57]在中观层面，全国人大常委会也经常围绕执政党在某一时期、某一领域的政策展开与该政策相关的法律实施情况的检查。

例如，1994年《教师法》执法检查报告就要求要按照中央和国务院有关规定，凡拖欠严重、措施不力的地方，不准新建楼堂馆所，不得购买小汽车，不批准出国考察。[15]田纪云副委员长在总结任期内执法检查活动的经验时也指出，常委会围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以及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重点检查、反复检查、跟踪检查。[69]（三）检查政策的执行情况当然，执法检查所承载的政策功能最直观及最核心的体现无疑是在检查过程中了解相关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确保中央及地方一府两院以及相关党群系统机关不折不扣地落实相关政策的精神和内容。[50]总而言之，为了确保法律得到更好的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必须依靠在立法和执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各种党群组织，而调动后者积极性的重要方式就是通过其所习惯的动员模式——政治动员和政策宣传。[69]《〈未成年人保护法〉执法检查报告》（2003）。

[9]《乔石委员长在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93年3月31日）。[27]2004年4月，吴邦国委员长在围绕三农问题的执法检查会议上专门做了一个长篇的统一认识的讲话，并提出了以增强监督实效为核心的监督工作新思路：为什么要开这个会，这涉及今年人大工作的思路问题。田：我们现在似乎是在政治上要求同时加强这两种代表制，比如一方面要求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另一方面要求加强人大制度，不过在具体的制度操作层面，对党的领导代表制的强化力度可能更大。

而宪政之所以可以构成一种被广泛选择的统治技艺，就是因为它从理性的前提出发，将政治建构为有限的功能性领域，而赋予社会以自我运行、自我秩序生成和风险管理的权利与能力，在国家与社会之间通过法律纽带进行连接。我觉得这些修正案体现了改革的积极成果和时代的进步，是对八二宪法内蕴的共和精神和自由价值的深度挖掘与伸展，也进一步印证了八二宪法所回归的不再是五四宪法，而是百年共和宪政主脉二、宪法序言与历史叙事田：理与力，这是中国历史进步的观念力量与物质力量了，其实二者之间有着很紧密的逻辑联系。我们都知道，画饼最终是无法充饥的。

我们发现所有这些分类性范畴的设计都具有同样的逻辑思维：一是党的领导优先，且具有绝对性。[viii] 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

对于八二宪法，我认为既有的研究主要是在三个层面上展开，有所贡献但也存在显著的不足：第一，宪法史层面，局限于新中国宪法史，缺乏对八二宪法所根植的现代中国立宪史整体脉络的理论梳理，也就无法对八二宪法进行大历史的定位，更不可能涉及历史观的积极反思。心灵、宗教与宪法，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这种党内民主先行的逻辑实际上还是预设了党的历史先进性。高：这是时代精神的要求，我们还有大量的理论性工作要做，包括我们需要真正搞清楚西方早期现代在思想与制度上是如何立国与新民的，优良的现代政体到底需要哪些核心组件，甚至我们还要处理好现代政体与文明传统的关系问题，因为一个具有如此深厚之文明根基和世界性影响的大国不可能在整体上从外部获取文化合法性，而必须严肃思量自身现代性存在的文明论基础问题。

高：呵呵，这种形式上的违法乃至于违宪因为大体符合了作为八二宪法政治决断前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所以最终获得了八二宪法的正式认可并成为改革时代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基础，甚至对城市的基层自治产生了直接的带动作用。在社会主义取得国家性胜利之前，资本主义的宪法以美国宪法和法国宪法为典范，其成文宪法结构已经成熟，主要包括政体条款和权利条款，即使有序言，也只是简短重申建国目的，不涉及对历史的叙述。施米特（Carl Schmitt）有个政治概念叫延迟决断，[vii]我觉得改革在某种意义上通过其举措的明确性体现为一种决断，同时又通过其核心内涵的模糊性体现出一种延迟决断。第二，宪法解释层面，主要是对具体宪法条文与制度的研究，这种研究很重要，也是宪法学的基本功，但目前阶段基本没有用武之地，因为中国还处于宪政转型期，没有设立宪法法院，宪法的核心问题是政治结构的成熟而非具体条文的司法适用。

如果沿着中华民国的宪政与法统演进的路径去看就清晰多了。高：你在这里提到了现代宪政的核心原则，即有限政府。

田：八二宪法的宏观结构，我将之归纳为政治宪法结构，即双重代表制和非代表制的参与民主制，其中双重代表制是关键。我还是关心八二宪法的宏观结构，刚才谈过了，社会基础的成长很重要，但宏观结构也不能轻视，也很关键，甚至影响到宪政的社会基础能否获得有效保障的问题。

不过有些关键性制度还是需要进行改革的，比如提案权的问题，据我所知，代表们在提案环节的实际作用很小，很多法律议案是由行政部门垄断性提出的。八二宪法序言长达1800多字，对中国文明和近现代史采取了革命史观的叙事模式，并在其中插入了具有规范效力的四项基本原则，构成中国宪法文本中独特的合法性论证模式和政治宪法结构。田：重要的不是将党看作一种异己的力量，而是将之作为中国公民在符合一定条件（如党员标准）的基础上能够进入的一个政治体系，是中国人民政治成熟过程中的一种政治组织方式，这个体系的治理规则也在因应时代需求和国家治理原则的变化而发生重要的制度性变迁。四、立法审查还是司法审查？田：对于这种频繁的政府侵权的非法治现象，不少法学家将原因归结于司法不独立或缺乏违宪审查机制，所以随着伴随改革的老一代法学家逐渐故去或退居幕后，新生代法学家对于司法改革和违宪审查的研究与鼓吹热情空前高涨。因此，就必须发展出一种适应长期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理论与宪法理论，这样才可能为改革事业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撑和制度保障。高：理虽如此，它就是不动，也确实让人干着急。

[ix]这一运动在我看来是中国法学界对美国马伯里案（Marbury v. Madison））的一种制度模仿，但却忽视了传统背景和体制基础，终于遭到失败。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历史发展阶段，其长期性足以构成一种需要进行相对独立理论建构的历史过程。

在此意义上，我觉得八二宪法的开放精神非常值得肯定，尤其是四个修正案既是对改革成果的宪法性认可，也是对中国不断参与世界历史秩序的基础性条件的渐次储备。您起初是为了回应陈端洪老师对八二宪法的五大根本法的解释，后来开始相对独立地提出自己关于政治宪法学的理论见解。

至于党的领导代表制，我觉得也存在民主与法治的作用空间，党务公开、党代表选举与党内治理结构的民主化改造在中国特定的宪政体制下具有显著的宪政意义。说到社会主义宪法为何这样写，我觉得存在一个权力事实与文本结构的张力问题。

田：实际上，关于宪法实施模式，我不大同意只从结果性审查的角度来认识，还可以有过程化的认识。高：对八二宪法作人民主权的解释在宪政原理上没有问题，但是最关键的还是你所谓的政治宪法结构中两种代表制的关系及其制度性演化的问题。我们对有限政府常常有着误解，以为那就是无能弱小的政府，实际上这是政府能力的一种集约化使用机制，即将有限的统治资源运用于最为核心的国家职能领域，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获得最大的统治效用。否则，有可能出现底层改革轰轰烈烈，效果大彰，而八二宪法的宏观结构裹足不前，甚至出现结构性逆转，造成宪政之社会基础与经验模式向上扩展的巨大障碍，引起更加激烈的社会与政治冲突。

田：所以，中国欲建成宪政国家，每一个党员似乎都应该肩负起共和主义式的公民责任，成为宪法标准下的先进性公民，通过其理性而负责任的政治行为推动党内治理结构的民主化，建设优质的党内民主架构，使得党内民主成为人民民主的范本。我记得几年前端洪提出过双重代表制的问题，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中国的主权结构，但似乎也没有做出很成熟的解释理论出来。

田：我们现在似乎是在政治上要求同时加强这两种代表制，比如一方面要求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另一方面要求加强人大制度，不过在具体的制度操作层面，对党的领导代表制的强化力度可能更大。[xii]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店1999年版。

在刚刚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政治宪政主义——中国宪政转型的另一种进路》中，我就不是将中国宪政转型之困境或约束条件归结为缺乏司法独立或违宪审查模式，而是归结为中国宪法文本中的政治宪法结构。我们知道，您在国内政治宪法学兴起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力图对这一学术潮流中的国家主义（或党国主义）倾向进行自由主义的制约和重构。

此项制度创新的政治智慧就在于一方面诉诸法治理性，另一方面高度尊重人大的宪法权威，相当于民主与法治联手质询行政权，这样的机构间法治互动如果运筹得当、可持续展开，其法治效果将十分显著。财富、财产权与宪法，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5期。尽管现实中存在着政府经营城市、城乡土地级差地租分配不公、征地拆迁血案累累的问题，但这恰恰不是土地市场化的责任，而是市场化不充分和法治保障不足的体现。所以政治领域也应当抓大放小，国家只控制核心的政府职能，释放出更多的社会自治空间。

您提出宪制发生学，而且还从西方早期现代的立国思想与历史之中辨识出了宪制发生学的三条线索，即战争—革命—宪法、财富—财产权—宪法和心灵—宗教—宪法，更在去年关于《清帝逊位诏书》的专题性研究中试图发现中国宪制发生学的演化机理和内在结构。当然，我所谓政治宪政主义中的政治主要是一种成熟的代议制，这是现代政体的基本制度要素，中国宪政之成熟也不可或缺。

实际上，我觉得人大系统完全应该合法利用这一程序来强化自身权威，这也符合八二宪法的根本精神，因为人大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需要不断强化。田：在演化论视角之下，现代中国法统的连续性就很好解释了。

八二宪法则是以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为前提的，这一决议使得中国进入了一个长期化的、面向常态的经济与国家法制建设阶段。[本文原载《二十一世纪》（香港）2012年6月号，发表时略有删节] 进入 高全喜 的专栏 进入 田飞龙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八二宪法 中国宪政 。